[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2月26日晚，约20架美军加油机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同时，美军在中东部署“福特”号和“林肯”号两大航母编队。27日特朗普称他“不满意”当前伊核谈判进展，将在伊朗问题上做“重大决定”。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看似突发的对峙，既是数十年美伊博弈的延续，也是伊朗战略选择的结果，除非伊朗政权被推翻，否则伊朗不会放弃抵抗，也无法接受在核问题上退让。
美伊核谈为何屡陷僵局？伊朗核战略为何如此重要？美伊以三方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伊朗裔美国顶级中东研究者、外交政策专家美国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在其新著《伊朗大战略：一部政治史》中作了详细剖析。他以伊朗四十年战略演变为脉络，指出伊朗的对抗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宣泄，而是源于历史的安全焦虑与民族抱负。从萨法维王朝埋下的战略孤独，到伊斯兰革命以“独立”为立国原则，再到两伊战争催生“神圣防御”理念、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确立“前沿防御”核心战略，伊朗一步步构建起以“非对称对抗”为核心的抵抗大战略，核计划也从谈判筹码逐渐融入这一体系，成为当下伊朗不让红线的重要根源。
本书跳出西方对伊朗的刻板标签，清晰勾勒出其抵抗战略的成型、实践与内在掣肘，既解释了伊朗何以在制裁与外部威慑中保持战略韧性，也点出该战略背后的经济民生代价与内部博弈，为理解当下伊朗的强硬与困境提供了多维视角。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本书，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伊朗大战略：一部政治史（上）
文｜Vali Nasr
摘译｜肖思航
来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图源：Wardh Books
1 美伊关系何以破裂？
中东的硝烟从未真正散去，从2023年巴以冲突再度升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军事行动震撼地区格局，到2024年4月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直接触碰伊朗主权红线，伊朗以数十枚导弹与无人机首次袭击以色列本土，再到同年10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地面行动并持续展开军事打击，意图瓦解黎巴嫩真主党势力。中东多条战线的冲突交织叠加，将地区紧张局势推向顶峰。2026年初，美伊对峙渐趋白热化，美国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与航母打击群形成高压威慑，伊朗则迅速启动武装力量全面戒备与军事备战。双方剑拔弩张的背后，一股贯穿中东多地的抵抗力量逐渐浮出水面——这便是由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The Axis of Resistance，又称“抵抗之弧”）。
这场席卷巴以、叙利亚、黎巴嫩的持续冲突，并非孤立的局部争端，而是“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势力对抗的集中显现。这个囊括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哈马斯乃至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联盟，以反以色列、反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扩张为核心目标，成为伊朗投射地区力量、推行“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战略的重要载体。
当我们将目光从冲突本身投向“抵抗轴心”背后的主导者伊朗，一系列关键的疑问便自然浮现：这个被西方长期标签化为“激进神权国家”的国度，为何要耗费巨大资源，将自身力量延伸至伊朗本土之外？为何即便面临国内民众的抗议浪潮，即便承受着严厉的国际制裁与地区孤立，仍执着于与以色列、美国展开无休止的抗衡？本书作者瓦利·纳斯尔（Vali Nasr）指出，长久以来，西方对伊朗战略考量的理解，不仅严重欠缺，更带有致命的滞后性。西方国家要想应对伊朗，就必须摒弃对这个国家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伊朗的行为逻辑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革命意识形态宣泄，而是出于严密的战略考量。本书以过去四十年间伊朗的战略演变为主线，展现了战略背后伊朗国家安全认知的塑造过程。
这一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既深植于本国厚重的历史积淀，也源于伊朗将过往的历史记忆凝练成集体共识后，所内生出的双重情感内核——深切的安全焦虑与宏大的民族抱负。这份焦虑，是对外国干涉、主权旁落、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解体的持续警惕；而这份抱负，是对重拾古老文明荣光、跻身地区乃至世界强国之列的执着追求。而这一国家安全观的独特特质，更深刻折射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在国家发展与战略认知层面发生的根本性变革。
表：伊朗国安认知及战略演进轨迹，译者依据本书内容总结
革命后的数十年间，伊朗最初零散的抵抗目标逐步走向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升维为国家层面的大战略，美国也在此过程中被确立为伊朗国家安全的唯一核心威胁。这一战略认知态势，在9·11事件、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核问题引发伊朗与西方的全面对峙，以及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区格局剧烈震荡等一系列关键事件后，愈发凸显并趋于固化。而2001至2011年的十年，正是这一演变的关键窗口期——革命初期初步形成的国家安全观，在这一阶段被全面拓展、系统凝练，最终正式成型为伊朗的抵抗大战略。伊朗稳步推进的核计划，以及其倾力打造的“前沿防御”战略（即以非对称手段抗衡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将本国的战略防御边界延伸至阿拉伯世界）皆是这一抵抗大战略最具代表性的实践。
2 伊朗的底色：独特与孤独并存
伊朗著名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埃斯拉米·努杜尚（Mohammad Ali Eslami Nodoushan）在其畅销书《伊朗及其孤独》（Iran and Its Loneliness）中指出，独特感是伊朗民族意识的基石。作为阿拉伯和突厥逊尼派穆斯林主导地区中唯一的波斯什叶派国家，伊朗的独特性相伴而来的是孤独感。孤独感与独特感如同硬币的两面；宏大的格局与远大的抱负，也伴随着深切的焦虑。这种孤独感始终笼罩着伊朗，既解释了为何伊朗在地区格局中常感脆弱，也诠释了它为何决心向世界彰显自身的伟大。
这一战略孤独可追溯至萨法维王朝（Safavid monarchy），它奠定了当代伊朗的地理、文化与宗教根基。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为抵御西侧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以法令确立什叶派为国教。此举非基于个人虔诚，而是战略性的政治选择，为伊朗埋下了地区孤立的伏笔。自此，君主权力与什叶派神职人员缔结联盟，君主以什叶派领域守护者身份获得统治合法性。萨法维王朝覆灭后，伊朗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战争。迈入帝国主义时代，恺加王朝（Qajar monarchy）不断割让领土和权利，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混乱中萌发的立宪革命并未为伊朗带来稳定，最终因为缺乏强大的国家机器而失败。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Pahlavi monarchy），以强权重建国家机器，实现了国家存续，却让伊朗走上了威权主义道路。1941年，英国和苏联因担心伊朗倒向纳粹德国，出兵进入伊朗，礼萨·汗被迫退位，其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王位。
巴列维继位初期，权力受制于英苏势力，伊朗的国家主权仍受外部干预。1951年，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凭借广泛民意出任首相，核心举措是推动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打破英国长期对伊朗石油的垄断，此举点燃了民众的民族独立热情，却严重触动西方列强利益。1953年，由美英策划，伊朗军方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重新掌权的巴列维与美西方结盟，视苏联为最大威胁，在国内推行“白色革命”，在土地改革、工业化、女性赋权等方面推动现代化，但改革红利集中于少数阶层，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巴列维的威权统治日益严苛，打压宗教势力与世俗反对派，什叶派神职人员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核心凝聚者，霍梅尼等宗教领袖公开抨击巴列维的独裁与亲美政策，逐渐构建起反对王权的宗教-社会联盟，一场兼具宗教复兴与民族解放性质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
伊朗的战略视野正是植根于以上数百年的历史积淀，那些屈辱的帝国主义干涉、孱弱的国家机器以及屡次濒临解体的危机共同组成了伊朗的集体记忆。伊朗历史上的多次变革均围绕国家安全与发展展开，而威权与民主、孤立与结盟、抵抗与接触的矛盾始终贯穿其中，这些经历塑造了后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抵抗战略，其历史遗产仍在深刻影响着伊朗的当代政治和地缘博弈。
图1：目前德黑兰的一些生活元素仍然正常，杂货店和市场仍然库存充足。来源：《纽约时报》
3 伊斯兰革命：将反美融入血液
（一）独立原则：革命立国的发端
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夕，伊朗反对派的两位领导人在巴黎会面，一方是伊朗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Karim Sanjabi），他代表着追求世俗民主的自由派；另一方是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代表着伊朗社会宗教阶层的利益。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大势推动这对不寻常的盟友走到一起。桑贾比赴巴黎时携有革命目标宣言草案，原定仅以民主、伊斯兰两大原则立国。但会谈中霍梅尼亲笔增写了第三条原则：独立。
这一行为成为伊朗国家安全认知的起点，将“摆脱外国影响”提升至与伊斯兰意识形态、民主同等的地位，而这一诉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伊朗社会对外国影响的长期不满。
霍梅尼并不认为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马克思主义能够拯救伊朗，革命的核心亦非经济阶级的斗争；相反，他渴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实现文化与政治的双重独立。霍梅尼正是通过整合伊朗人民的民族、革命与伊斯兰认同，才确保了国家的安全、领土完整与民族团结，这为后续伊朗国家安全认知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绑定奠定了基础。即便革命的崇高理想已然褪色，即便伊斯兰教义的践行有所淡化，这第三条原则——独立，却始终得以延续，甚至逐渐凝聚成一种钢铁般的民族决心，一种抵抗的精神特质。
（二）反美主义：革命身份认同的核心
独立对不同派别而言或许有着不同的含义，但美国确是当时伊朗各政治派别的共同对手。伊斯兰革命将美国认定为伊朗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以及实现自身利益的主要障碍，并为此精心打造出一套叙事：美国在伊朗犯下的“原罪”，是在1953年策划推翻了为伊朗权利而抗争的摩萨台，并扶植了巴列维“傀儡”政权。结果是，无论这套叙事是否忠实于历史事实，自此之后，反美主义成为革命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反西方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其也作为伊朗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植根于伊朗各派别的意识形态之中。
反美主义并非霍梅尼首创，而是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基石，早已蕴含于其理论体系之中。霍梅尼早已预判，美国势必反对这场革命的宗教属性，以及它将在穆斯林世界掀起的伊斯兰觉醒浪潮，这也使美国成为伊朗的首要敌人。在霍梅尼的认知中，倘若伊斯兰革命及其缔造的伊斯兰国家能够赋予伊朗力量与安全，那么反对伊斯兰，便等同于企图让伊朗陷入衰弱与依附。因此，美国之所以敌视伊斯兰革命，正是因为它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独立的伊朗。毕竟，美国当年青睐巴列维国王，正是因其世俗化立场，故而其绝不可能接受一个伊斯兰化的伊朗。
革命爆发后，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巴列维时期，伊朗将以色列视为对抗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战略伙伴，而霍梅尼则将以色列定义为“殖民威胁”，呼吁广大穆斯林做出反殖民回应。霍梅尼对以色列的激烈谴责，契合了阿拉伯民间及更广泛穆斯林世界的情绪，也正因如此，这一立场对为革命树立影响力、继而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至关重要，也为后续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策略埋下伏笔。
霍梅尼的指令虽深刻塑造了伊朗对美国的态度，但革命初期发生的人质危机（The Hostage Crisis），最终却成为伊朗国内反美情绪根深蒂固的根源——这种情绪的滋生并非源于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基于国家安全层面的现实考量。人质危机清晰地表明，革命后的伊朗决心以非常规方式与美国正面抗衡，并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主动且具攻击性的威胁。
1979年2月，作为反对美国在伊朗存在的一种表态，伊朗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对美大使馆发起袭击。在短暂占领使馆园区并持刀挟持美国大使后，革命当局下令袭击者撤离。当时的临时政府由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领导，他代表着革命中温和的亲民主派，主张遵守国际法与外交准则，据称他迅速结束使馆袭击的决定也得到了霍梅尼的支持。在革命初期，霍梅尼代表的革命中的宗教派系，并未如同左翼那样专注于刻意彰显反美立场。然而，随着1979年夏季革命中宗教派系与左翼派系争夺革命控制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双方都试图展现出更坚定的反美姿态。
左翼直言不讳且教条化的反美主义，令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团深感警惕——这种姿态很可能会让左翼被塑造成“真正的革命者”。左翼的权力基础根植于知识界与大学生群体，正因如此，宗教派系转而依靠自身的学生追随者，抢在左翼学生再度采取行动之前，于11月袭击美国大使馆，以此夺走左翼在反帝国主义议题上的话语权，这一做法并不令人意外。
1979年11月1日，伊朗总理巴扎尔甘在阿尔及利亚一场国家活动的间隙，与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举行了会面。这场会面成为人质危机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彼时巴扎尔甘已与霍梅尼关系破裂，他所倡导的温和伊斯兰政治及自由民主理念，终归与霍梅尼核心集团设想的伊斯兰国家蓝图格格不入。
在持续了444天的人质危机中，霍梅尼默许并支持宗教学生占领美使馆，核心目的并非单纯反美，更是借机清除自由派和左翼势力，巩固宗教派的权力核心。面对左翼的武装化威胁，以及温和派的向美示好，霍梅尼将人质危机作为“凝聚民众、巩固宗教权力”的工具。具体而言，宗教革命派通过将内部异见与外部安全威胁相绑定，将左翼势力的武装反抗定性为“叛国”，认为其是美国与苏联干预伊朗的工具，左翼阵营中的人民圣战者组织（MEK）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下令彻底清剿。
人质危机堪称伊朗的“第二次革命”，它实质上使伊朗的外交政策彻底摒弃了与美接触的务实考量，转而将局势升级为“善恶之争”；美国则通过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实施首轮经济制裁回应，开启了美伊的升级式对抗循环，而这至今仍未结束。更重要的是，危机让伊朗革命派意识到“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可被打破”，强化了其通过对抗实现国家安全的认知，反美主义从此与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不可分割，成为伊朗政治语言和决策的核心标尺。
图2：美国海军最大的航空母舰杰拉尔德·R·福特号被命令前往地中海。图源：路透社
4 两伊战争：神圣防御理念的诞生
彼时的伊朗当局还沉浸在革命后“新生”的喜悦，然而，两伊战争的到来使这个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国家赫然面临生存或是死亡的考验。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这并非单纯的边境冲突，而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多重考量的结果，最核心的原因是萨达姆担心伊朗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反对阵营推翻当前逊尼派政权，而伊朗初期的轻敌和军事清洗后的战力削弱给了萨达姆政权可乘之机。
（一）军事体系重构：革命卫队(IRGC)崛起
伊朗当局将这场“被强加的战争”定义为“神圣防御”，依托宗教和意识形态狂热进行全民动员，整个国家都成为战争前线的防御纵深，每个城镇、村庄、神学院和大学都在为保卫国家和革命服务，响应了霍梅尼在当时提出的“殉道或是胜利”的口号，这正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深度共生的体现。这场残酷的战争还让伊朗领导层明确了国家安全的三大生存性目标：伊朗人民和民族国家的存续、伊斯兰共和国的存续、伊斯兰革命的存续，革命领导层坚信，这三大目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捍卫革命政权就是捍卫国家本身。这一认知也让宗教革命派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后简称IRGC）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盟，成为伊朗政坛硬核保守派的支柱。
IRGC在这场战争中强势崛起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执行力量。IRGC最初是由革命战士和宗教信徒志愿者组成的民兵部队，他们擅长游击战术，并且拥有高昂的意识形态热情和承担危险任务的意愿。与正规军队的区别是，IRGC依托意识形态动员弥补火力缺陷，打造全面参与的“人民战争”，更具灵活性与经济性。经过抗击伊拉克入侵和库尔德分离运动的试炼之后，IRGC逐渐将伊朗正规军边缘化，取得战争的主导权。霍梅尼还下令IRGC发展空军和海军，实现军队的正式化和制度化扩张。IRGC的崛起让伊朗也正式放弃了传统常规战争策略，将意识形态与非常规战争确立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核心军事手段。
（二）战争的地区扩张：黎巴嫩真主党的诞生
1982年5月，伊朗在IRGC的主导下收复霍拉姆沙赫尔，取得战争的关键胜利，萨达姆随即提出停火，但伊朗革命领导层拒绝停火，决定将战争推进至伊拉克境内，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一决策标志着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从本土防御正式转向境外御敌，将推翻地区敌对政权视为实现本土安全的前提，这也是“前沿防御”战略的思想根源。伊朗始终将两伊战争视作美国与伊拉克的合谋，而美国为防止伊朗胜利，从中立转向主动提供军事保护伞，使得波斯湾各国得以对伊朗的袭击实施报复，美伊矛盾进一步激化，被视作一场“未宣战战争”。
然而，伊朗的回应并非局限于波斯湾地区，而是将战场扩展到了黎巴嫩。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旨在彻底清除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这一局势恰好为伊朗在黎巴嫩扶持什叶派力量、扩大自身影响力创造了条件。但在黎巴嫩错综复杂的教派政治格局中，却出现了令霍梅尼始料未及的混乱局面：以色列入侵初期，部分黎巴嫩势力对其表示支持，甚至有武装力量围攻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一场景让霍梅尼深感震惊——他一直试图将伊朗塑造成反以先锋，以此积累地区政治资本，而什叶派力量若站在以色列一边对抗巴勒斯坦人，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和诉求。正因如此，霍梅尼决心在深陷两伊战争的同时，介入黎巴嫩局势。对他而言，伊拉克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已然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关乎伊朗的地区话语权，也维系着伊朗作为“伊斯兰反以先锋”的核心定位。
伊朗向黎巴嫩派遣IRGC人员，整合当地什叶派民兵，于1982年催生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伊朗通过真主党实施非常规战争，在1983年策划了贝鲁特美法军营自杀式爆炸袭击，直接迫使美法从黎巴嫩撤军，成为伊朗代理人战争的标志性胜利。这一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伊朗领导者的信念，相较于常规战争，非常规代理人战争（比如人质劫持、自杀式爆炸、游击战争）是伊朗对抗美以等军事强国的最优选择，只要继续将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作为战略工具，伊朗就能战胜西方并将其逐出中东。
伊朗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终究无法支撑这场长达8年的战争，伊拉克最终在美欧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霍梅尼将接受停火这一决定称之为“如饮毒药”，然而，伊朗领导层并未反思自身的战略及战术失误，比如越境作战、人海战术等，反而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度，将失败归咎于国际社会的不公。经此一役，伊朗感到愈发孤独，它更加坚信，唯有抛弃国际规范，力求独立，才能真正捍卫国家安全。
（三）战后博弈：“两个伊朗”的交锋
所有战争结束后都伴随着重建——结束战时动员、重建经济并实现增长，伊朗也不例外。战后的伊朗一度出现类似“热月时期”的转向，即革命政权从激进狂热逐步回归常态治理。但伊朗的这一进程始终未能完成，国家长期陷入革命激进性与治理常态化的激烈拉扯，而这一拉扯的核心便是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与路径之争。无论这场争论是真实的理念分歧，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特权的借口，伊斯兰共和国始终未能化解。
随着战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坚守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曾经团结统一的伊朗逐渐分化为“两个伊朗”：一派固守官方意识形态与宗教体制，另一派则主张经济发展、政治开放与对外接触。与其他国家不同，伊朗内部改革与保守的反复博弈，不仅由利益分配驱动，更始终围绕国家安全叙事展开——如何界定敌人、如何维护国家生存，深刻塑造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内外走向。
暮年的霍梅尼深知，失去了他的个人魅力与权威，继任者将无力守护他所领导的革命与亲手缔造的国家，当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并带领伊朗挺过战争的意识形态狂热也将岌岌可危。1988年，霍梅尼在一项伊斯兰教法敕令（fatwa）中宣布了一条前所未闻的宗教信条，宣称法基赫监护（即教法学家的监护，主张教法学家应承担伊斯兰社会的管治职责）是伊斯兰教的首要诫命，这一信条将最高领袖的权威来源从个人魅力转化为制度赋予的绝对权力。
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时任总统的哈梅内伊（Khamenei）接替成为最高领袖，当时他还不是大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学者最高等级），宗教学术声望平平，但霍梅尼在去世前曾主导修宪，降低了最高领袖的宗教门槛，从而为兼具政治影响力与军方支持的政治强人哈梅内伊的上台，扫清了宪法与制度上的障碍。哈梅内伊以制度化的绝对法基赫监护为权力基础，以革命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叙事为纽带，对内维护伊斯兰政体稳定，对外坚持独立自主与强硬抵抗，坚持走一条不依附东西方、以抵抗求生存的发展道路。在哈梅内伊看来，意识形态警惕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倘若缺乏意识形态信念，所谓“神圣防御”便无从谈起。
图3：源自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正因如此，苏联解体或许是最深刻撼动哈梅内伊的重大事件。他将苏联的崩溃归因于意识形态警惕的消解，以及取而代之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纳。他决心不让伊朗革命重蹈苏联的覆辙。这种信念也成为他的指导思想，引导他鄙视改革，坚持对意识形态的绝对忠诚。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信仰与现实主义、最高领袖与总统之间的博弈不断上演，象征着伊朗在维持现状与力图变革之间痛苦挣扎的历程。
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之后，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当选总统。作为改革派的旗手，拉夫桑贾尼主张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试图推动经济重建与务实外交的双轨改革。对内，他推出五年计划，通过私有化、吸引外资、扩大石油出口以及举借外债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对外，他主张通过外交接触降低与它国紧张关系，为伊朗的经济改革创造环境。简而言之，他想要一场“热月革命”，将革命头十年对外部威胁的关注转向国内重建。
然而，拉夫桑贾尼的改革触动了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他所主张的经济发展路线，要求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力，以技术官僚取代革命老兵任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化，又使底层民众日益感受到被边缘化。更重要的是，拉夫桑贾尼的对美务实缓和政策屡屡遭到美国拒绝，这让伊朗抵抗派领导层进一步强化了既有判断：美国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伊朗政权更迭，任何对美妥协均无实质意义。随着改革愈深，被动了“蛋糕”的利益集团以哈梅内伊与IRGC为主导，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抵抗体系，这个“深层政府”（Deep State）以“捍卫革命意识形态”为借口，通过极端手段破坏改革，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暗杀异见人士、策划恐怖袭击等。哈梅内伊等抵抗派用行动想证明：伊朗在战争中得救，靠的是伊斯兰意识形态，而非发展，意识形态远比经济发展更重要。
1997年，哈塔米（Khatami）以高票当选总统。他延续改革派政治开放与对外接触的国安认知：对内提出民主与公民社会，反对国家强制推行宗教规范，并试图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对外倡导“文明对话”，改善与欧盟、海湾国家的关系，成为首位访问沙特的伊朗总统。哈塔米在民众间获得的广泛支持让抵抗派陷入恐慌，哈梅内伊迅速组织抵抗派展开全面压制，从立法、司法、暴力手段多方面打压改革。哈塔米最终以默许镇压的姿态妥协，改革派失去民众支持，抵抗派进一步强化“政治开放等同于西方渗透，美国及其盟友是永恒威胁”的信念。
1989至2005年间，伊朗社会的三大势力——意识形态狂热、技术官僚管理与民主化运动展开了激烈博弈。曾几何时，技术官僚与民主派的联盟似乎能将围绕最高领袖的意识形态派系孤立。但到2005年，最终胜出的却是意识形态派系：他们通过吸纳并利用技术官僚体系，成功边缘化了民主呼声。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的当选标志着抵抗派全面掌控政权，他对内推动IRGC深度介入经济，确保抵抗认知的执行；对外培育“抵抗轴心”力量，强化反美反以立场。自此，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彻底跳出“改革”还是“抵抗”的二元博弈框架，“抵抗”固化为不可撼动的国家基因。
编者评
在逊尼派主导的中东格局中，伊朗作为唯一的波斯什叶派大国，战略孤独早已融入其民族基因。数百年来外强干涉的屈辱、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重塑，共同将“独立”锻造成伊朗不可动摇的立国底线。此后的人质危机，将反美认知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成为伊朗外交决策的刚性前提；而两伊战争催生的神圣防御理念，则完成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深度互嵌。在此过程中，IRGC崛起为国家军事支柱，非常规作战与代理人模式被确立为对抗美以的核心路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扶持建立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构想付诸实践，为其跨区域战略布局埋下了关键伏笔。
面对美国的红线划定与战争威慑，伊朗在2026年对峙中的强硬姿态，看似是不知疲倦的执拗，实则是多重逻辑叠加的战略必然。从国家治理维度看，“抵抗”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防御范畴，演化为一套成熟的政治生存机制。它既是捍卫民族独立的屏障，也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巩固权力、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核心工具，形成了难以撼动的战略惯性。在本轮危机中，哈梅内伊延续了其标志性叙事，以此动员民众，重燃革命初期的独立与抵抗意志。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伊美互动史上难以弥合的信任赤字。美国的一系列行为给伊朗留下了深刻的战略创伤。这种近乎“创伤后应激”的安全认知，使得伊朗将任何妥协都视为对主权的致命风险，其不惜一切代价的强硬，本质上是为了杜绝重蹈历史覆辙的预防性选择。
可以说，如今美伊对峙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伊朗历史战略的现实投射。而这些饱经锤炼的国家安全认知，只是伊朗抵抗大战略的起点。在下半部分的内容中，我们将继续拆解：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如何让伊朗将“神圣防御”理念升级为“前沿防御”核心战略？跨区域的“抵抗轴心”如何在阿拉伯之春中完成整合？核计划又如何从谈判筹码变成伊朗抵抗体系的核心支柱？伊朗的抵抗战略，又将为其带来怎样的经济、社会代价？敬请关注后续推送，解锁伊朗国家安全大战略演变的完整逻辑。
*本文编译自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社于2025年5月出版的书籍：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作者是Vali Nasr。内容有删减，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Vali Nasr
作者：瓦利·纳斯尔
伊朗裔美国顶级中东与伊斯兰世界研究学者、外交政策专家，被《经济学人》称为 “全球什叶派伊斯兰教权威”，兼具深厚学术背景与美国政府外交实操经验，是美中东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囊，核心聚焦中东地缘政治、伊斯兰社会发展、美伊关系等领域。
